三國時期道教方士的氣功養生術

東漢末形成的道教主要活動於下層勞動人民中，它的宗教活動內容比較簡單。方士們或宣導吐納導引，或鼓吹補導術，或從事巫祝術等，以求長生久視，肉身成仙。自黃巾之亂被鎮壓下去之後，民間仍有道教方士的活動。三國初年，封建統治者們害怕他們「挾奸宄以欺眾，行妖隱以惑民。」對他們採取了悉所招致，集中加以管理或採取禁抑打擊的政策。儘管如此，道教方士在傳播其方術方面仍始終未停止。

曹操當時為了防止農民起義的再起，對於天下方士，悉所招致。這些人來到魏都，仍然以傳播其方術為業。曹丕《典論》論郤儉等事曰：「潁川郤儉能辟穀，餌伏苓。甘陵甘始亦善行氣，老有少容。廬江左慈知補導之術，並為軍吏。初儉之至，市伏苓價暴數倍。議郎安平、李覃學其辟穀，餐伏苓，飲寒水，中泄利，殆至隕命。後始來，眾人無不鴟視狼顧，呼吸吐納。軍謀祭酒弘農、董芬為之過差，氣閉不通，良久乃蘇。左慈到，又竟受其補導之術，至寺人嚴峻，往從問受。」曹植《辯道論》曰：「世曰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郤儉。始能行氣導引，慈曉房中之術，儉善辟穀，悉號三百歲。……余嘗試郤絕穀百日，躬與之寢處，行步起居自若也。夫人不食七日則死，而儉乃如是。然不必益壽，可以療疾而不憚饑饉焉。左慈善修房內之術，差不終命，然自非有志至精，莫能行也。甘始者，老而有少容，自諸術士鹹共歸之。」

當時方士除郤儉、甘始、左慈外，尚有東郭延年、封君達、王真、郝孟節、皇甫隆等人。這些人皆有各自的方術。《後漢書．方技列傳》載：「甘始、東郭延年、封君達三者皆方士也。率能行容成禦婦人術，或飲小便，或自倒懸愛嗇精氣，不極視大言。甘始、元放、延年皆為曹所錄，問其述而行之。君達號『青牛師』。凡此數人，皆百餘歲及二百歲也。」又「王真、郝孟節，皆上黨人也。王真年且百歲，視之面有光澤，似未五十者。自雲：『周流登五嶽名山，悉能行胎息胎食之方，嗽舌下泉因之，不絕房屋。』孟節能含棗核，不食可至五年。又能結氣不息，身不動搖，狀若死人，可至百日半年。亦有家室。為人質謹不妄言，似士君子。曹操使領諸方士焉。」注引《漢武內傳》曰：「王真，字叔經，上党，習閉氣而吞之，名曰：『胎息』；習嗽舌下泉而咽之，名曰『胎食』。真行之，斷谷二百餘日，肉色光美，力並數人。」上述可見，當時的道教方士是以修道成仙的思想為中心，沿著神仙方術和黃老道家的某些思想及修持方法，逐漸形成一系列所謂道教方術。在三國之時，它主要是呼吸吐納，辟谷穀行氣，胎息胎食，服食藥物及房中之術等。這些內容，多為中國氣功學中常見的內容，有健身強體的效果。一些方士之身體出現了與常人不同的效果，是可以理解的。正如《後漢書》作者范曄所說：「雖雲不經，而亦有不可誣。」至於一些人跟著學，出現不適之現象，主要是急欲求成或方法不對。從《辯道論》中可以看到，曹植經過細心觀察，認為「非有志至精，莫能行也。」也就是不立志學精，就不能達到其效果。習之「不必益壽，可以療病而不憚饑饉焉。」也就是說，練習者不必考慮是否能長壽，只要練習起碼可以療病和不怕饑餓。

當時道教方士除上述導引行氣諸法外，還有一些保健養生法。例如，唐孫思邈女《備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七中說：「魏武與皇甫隆令曰：聞卿年出百歲，而體力不衰，耳目聰明，顏色和悅，此盛事也。所服食，施行道（導）引，可得聞乎？若有可傳，想可密示封內。隆上疏對曰：……臣常聞道人蒯京，已年一百七十八，而甚丁壯。言人當朝服食玉泉、琢齒，使人丁壯有顏色，去三蟲而堅齒。玉泉者，口中唾也。朝旦未起，早嗽津令滿口，乃吞之。琢齒二七遍。如此者乃名曰煉精。」又《博物志》曰：「魏武帝問封君達養生之術，君達曰：體欲常勞，食欲常少，勞無過虛，省肥濃，節鹹酸，減思慮，損喜怒，除馳逐，慎房室，春夏施瀉，秋冬閒藏。武帝行之有效。」這些保健養生方法簡單易行，行之有效，是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