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時期道教方士的氣功養生術
東漢末形成的道教主要活動於下層勞動人民中,它的宗教活動內容比較簡單。方士們或宣導吐納導引,或鼓吹補導術,或從事巫祝術等,以求長生久視,肉身成仙。自黃巾之亂被鎮壓下去之後,民間仍有道教方士的活動。三國初年,封建統治者們害怕他們「挾奸宄以欺眾,行妖隱以惑民。」對他們採取了悉所招致,集中加以管理或採取禁抑打擊的政策。儘管如此,道教方士在傳播其方術方面仍始終未停止。
曹操當時為了防止農民起義的再起,對於天下方士,悉所招致。這些人來到魏都,仍然以傳播其方術為業。曹丕《典論》論郤儉等事曰:「潁川郤儉能辟穀,餌伏苓。甘陵甘始亦善行氣,老有少容。廬江左慈知補導之術,並為軍吏。初儉之至,市伏苓價暴數倍。議郎安平、李覃學其辟穀,餐伏苓,飲寒水,中泄利,殆至隕命。後始來,眾人無不鴟視狼顧,呼吸吐納。軍謀祭酒弘農、董芬為之過差,氣閉不通,良久乃蘇。左慈到,又竟受其補導之術,至寺人嚴峻,往從問受。」曹植《辯道論》曰:「世曰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郤儉。始能行氣導引,慈曉房中之術,儉善辟穀,悉號三百歲。……余嘗試郤絕穀百日,躬與之寢處,行步起居自若也。夫人不食七日則死,而儉乃如是。然不必益壽,可以療疾而不憚饑饉焉。左慈善修房內之術,差不終命,然自非有志至精,莫能行也。甘始者,老而有少容,自諸術士鹹共歸之。」
當時方士除郤儉、甘始、左慈外,尚有東郭延年、封君達、王真、郝孟節、皇甫隆等人。這些人皆有各自的方術。《後漢書.方技列傳》載:「甘始、東郭延年、封君達三者皆方士也。率能行容成禦婦人術,或飲小便,或自倒懸愛嗇精氣,不極視大言。甘始、元放、延年皆為曹所錄,問其述而行之。君達號『青牛師』。凡此數人,皆百餘歲及二百歲也。」又「王真、郝孟節,皆上黨人也。王真年且百歲,視之面有光澤,似未五十者。自雲:『周流登五嶽名山,悉能行胎息胎食之方,嗽舌下泉因之,不絕房屋。』孟節能含棗核,不食可至五年。又能結氣不息,身不動搖,狀若死人,可至百日半年。亦有家室。為人質謹不妄言,似士君子。曹操使領諸方士焉。」注引《漢武內傳》曰:「王真,字叔經,上党,習閉氣而吞之,名曰:『胎息』;習嗽舌下泉而咽之,名曰『胎食』。真行之,斷谷二百餘日,肉色光美,力並數人。」上述可見,當時的道教方士是以修道成仙的思想為中心,沿著神仙方術和黃老道家的某些思想及修持方法,逐漸形成一系列所謂道教方術。在三國之時,它主要是呼吸吐納,辟谷穀行氣,胎息胎食,服食藥物及房中之術等。這些內容,多為中國氣功學中常見的內容,有健身強體的效果。一些方士之身體出現了與常人不同的效果,是可以理解的。正如《後漢書》作者范曄所說:「雖雲不經,而亦有不可誣。」至於一些人跟著學,出現不適之現象,主要是急欲求成或方法不對。從《辯道論》中可以看到,曹植經過細心觀察,認為「非有志至精,莫能行也。」也就是不立志學精,就不能達到其效果。習之「不必益壽,可以療病而不憚饑饉焉。」也就是說,練習者不必考慮是否能長壽,只要練習起碼可以療病和不怕饑餓。
當時道教方士除上述導引行氣諸法外,還有一些保健養生法。例如,唐孫思邈女《備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七中說:「魏武與皇甫隆令曰:聞卿年出百歲,而體力不衰,耳目聰明,顏色和悅,此盛事也。所服食,施行道(導)引,可得聞乎?若有可傳,想可密示封內。隆上疏對曰:……臣常聞道人蒯京,已年一百七十八,而甚丁壯。言人當朝服食玉泉、琢齒,使人丁壯有顏色,去三蟲而堅齒。玉泉者,口中唾也。朝旦未起,早嗽津令滿口,乃吞之。琢齒二七遍。如此者乃名曰煉精。」又《博物志》曰:「魏武帝問封君達養生之術,君達曰:體欲常勞,食欲常少,勞無過虛,省肥濃,節鹹酸,減思慮,損喜怒,除馳逐,慎房室,春夏施瀉,秋冬閒藏。武帝行之有效。」這些保健養生方法簡單易行,行之有效,是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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