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罕默德去世後，半島各地部落以拒納「天課」為由，否認麥迪那政權的統治權，首任哈裏發艾布‧伯克爾發動討伐變節部落的戰爭，用武力迫使各部落歸順並皈依。伊斯蘭教成為阿拉伯民族政治統一的號令。對阿拉伯人來說，在皈依與死亡之外，別無選擇，憑藉武力迅速統一起來的各部落，立即轉入討伐異教徒的「聖戰」。對外征服的政策，是由全面禁止部落戰爭和貝杜因人對劫掠的經濟需要所決定的。隨著阿拉伯人在伊斯蘭教旗幟下的統一，他們「為主道奮鬥」的熱忱在經濟利益的推動下，必然要走向對外征服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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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麥爾執政時期(六三四～六四四)，伊斯蘭教開始了第一次對外擴張的高潮。拜占庭與薩珊兩大帝國已在長期的戰爭中耗盡力量，還由於內部的社會矛盾和宗教紛爭釀成嚴重的政治危機。因此，阿拉伯軍隊沒有遇到居民的激烈抵抗，在那些地區還得到居民的支援。經過一系列戰鬥，穆斯林擊潰了拜占庭軍隊主力，滅亡了波斯薩珊王朝，在三十年內，哈裏發的版圖就從中亞的烏滸水伸展到北非的小流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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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征服的輝煌勝利，使伊斯蘭教成為征服民族的宗教，具有自信、強大、向外擴張的特徵。它把外部世界視為「戰爭地區」，並實行軍事征服，在征服地區，對臣民的宗教信仰持寬容態度，以保護者自居，不干預民政和宗教事務，伊斯蘭教教義簡明和戒律易行。作為一種樸實的新信仰和令人敬畏的道德力量，足以與基督教和祆教相抗衡。剛剛脫胎于氏族社會的穆斯林社團與阿拉伯人的部落傳統，對於長期呻吟於暴政之下的臣民無疑有一定的吸引力。他們感到無論在稅收或其他事務上，新的枷鎖比舊的枷鎖要輕得多。政治統一和社會安定肯定符合人民的願望，也有利於經濟的發展。因此，阿拉伯人集中居住的軍事營地，因得自各地的財富而繁榮，吸引新皈依者不斷湧入，很快發展成為重要的政治經濟中心。這些城市是伊斯蘭教傳播的基地，也是新的伊斯蘭文明的發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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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麥加那神權政體向世界帝國過渡，穆斯林社團的內部矛盾也激化起來。六五六～六六一年，圍繞爭奪哈裏發職位的鬥爭，衍化出哈瓦利及派和十葉派，最後，敘利亞總督穆阿威葉取勝，建立了伍麥葉王朝。………. ……….

伍麥葉王朝時期，在加強中央集權，完成了政治制度和統治機構的阿拉伯化的同時，發動了對外征服的第二次高潮。在西部，佔領了整個北非和西班牙，往東擴展到中亞「河外地區」和印度河流域。到七三○年左右，穆斯林軍事力量達到頂峰，在這以後，對外擴張逐漸趨於停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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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軍事貴族的特權統治，促進了平民階層的反抗。他們是皈依伊斯蘭教的非阿拉伯人，也包括未能名列部冊的阿拉伯人。主要是為了逃避賦稅，農夫大批湧入城市，變成阿拉伯部落的庇護民，但統治者出於財政考慮，並不歡迎非阿拉伯人的皈依，甚至採取嚴厲措施，迫使他們重返家園，繳納先前的賦稅。隨著整個社會的伊斯蘭化，平民的人數大大超過了阿拉伯人，並在宗教、文化、軍事等方面佔據顯赫地位。他們作為穆斯林，在教義上享有平等地位，理所當然地要求社會和經濟平等，這是伊斯蘭教明確許諾的權利。可是，伍麥王朝是以阿拉伯人統治多數繳納賦稅的非穆斯林為基礎的。對新皈依者實行平等，就會減少稅收和增加支出，導致國家財政的崩潰。代表平民憤懣情緒的十葉派和哈瓦立及派起義，與其說是反阿拉伯人的民族起義，還不如說是反阿拉伯貴族統治的社會運動，起義的首要目標，是打破阿拉伯貴族對政治權力的壟斷，並希望通過恢復早期的神權政治和正統教義，實現政治和經濟的平等。在「還政于先知家族」的號召下，終於掀起了以平民為主力的大起義，於七五○年建立了新的阿拔斯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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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一次重大的政治變革，反映了伊斯蘭教本身有了不可忽視發展和加強。以征服民族統治者的社會結構瓦解了，新的官僚專制政體不再以血緣和民族排斥為基礎。包含多民族的回教徒平民成了社會的主體，伊斯蘭教是這一社會各階層的聯繫紐帶。各種古代文化帶新的基礎上融合起來，這樣就為穆斯林社會開創了一個內部發展階段，到九世紀伊斯蘭帝國的經濟文化臻于極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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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宗教為號召，利用人民起義篡奪政權的阿拔斯人，極力用宗教色彩渲染自己，掩飾極端的專制統治。在他們的提倡和鼓勵下，各門宗教學科有了迅速的發展。烏萊瑪(教法學者和神學家)階層成為重要的統治支柱。《古蘭經》作為統治的立法基礎明顯感到了不足，於是聖訓成了補充「天啟」的第二來源，以口頭傳述形式大量出現的的聖訓，大多是偽託的。聖訓的內容主要涉及伊斯蘭教的社會制度與生活方式。其中雖然保留著部份阿拉伯氏族社會的傳統和平民反對貴族的鬥爭紀錄，但主要是阿拔斯王朝前期社會經濟條件的托古擬制，是適應伊斯蘭帝國統治需要的。從九世紀中葉到十世紀，在大多數回教徒之間大體上達成了一致意見，並通過六部經典性的聖訓實錄而固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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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聖訓學發展的同時，出於法律系統化和規範化的需要，經典的教法學理論也逐步形成。阿拔斯王朝為統一教法給各地方學派施加的壓力，無疑促進了這種發展，地域性的早期教法學派過渡為以著名教法學家著述為基礎的四大教法學派，在教法的基本原則上實現了統一，但沒有出現統一的教法學派。統一教義也是阿拔斯王朝的迫切需要，自八二七～八四七年，在三位哈裏發任內，成了伊斯蘭的宗教裁判所「米哈奈」(意為甄別)，強制推行「《古蘭經》是受造之物」的新信條，但收效甚微。至八四九年，新任哈裏發放棄了這一政策，轉而支持大數烏萊瑪堅持的傳統信仰。九世紀末十世紀初，艾什爾理和馬突裏迪構築的教義學，後來被遜尼派接受為正統的教義學體系。這些事實是遜尼派宗教體在九世紀中葉確立的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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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早期的政治──宗教派別哈瓦立及派趨於消亡。十葉派的政治處境更形惡化，被迫去尋找維護教派生存的新方式。八七四年，當第十一任伊瑪目去世後，十葉派上層宣佈，第十二任伊瑪目暫時「隱遁」了，但將於適當時機以「麥赫迪」(得道者)身分返世，建立了十葉派的正義世界，大多數十葉派人作為溫和的反對派，接受了這一教義，成為「十二伊瑪目派」。十世紀中葉後，他們有了自己的聖訓彙編和教法學派，建立了獨自的教義學體系。在此之前不斷分裂出去的激進派，衍化出宰德派、伊斯瑪儀派，及許多極端的小派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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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世紀中葉後，哈裏發大權旁落，變成軍事將領任意擺佈的傀儡。伊斯蘭帝國四分五裂，各地的封建王朝割據稱雄，交替盛衰。一二五八年，蒙古軍隊攻陷巴格達，哈裏發被殺，阿拔斯王朝傾覆。政治上分裂割據的局面一直延續到十六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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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從狹義的宗教和宗教觀念看，伊斯蘭教對這一時期的政治不具有決定性的影響，但統治者始終意識到伊斯蘭教的價值，視為維護統治的精神支柱。塞爾柱克王朝著名大臣尼紮姆‧莫爾克，於十一世紀創辦了尼紮米亞大學，用來培養推行正統教義的學者和官吏。這一做法為後代的統治者所繼承。統治者往往以宗教捍衛者自居，在「聖戰」的旗幟下擴充領土。在十七至十九世紀，伊斯蘭世界出現三大帝國鼎立的「復興」局面。奧斯曼帝國和莫臥兒帝國(波斯薩法維王朝奉十葉派伊斯蘭教為國教)，都極其強調伊斯蘭教的正統和教法。儘管重大的軍事和政治決策受現實的制約。但宗教規範的權威和宗教學者的地位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回教徒社會的基本結構和禮儀習俗，在幾個世紀裏幾乎沒有變化地得到維持和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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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一時期，伊斯蘭教法對於控制群眾思想、維護社會統一所起的作用最大，在伊斯蘭教中，佔據統治地位的學科是教法而不是教義，教法是包羅萬象的神命義務體系，其內容涵蓋了人類的全部行為。通過對社會活動和日常生活施加無所不至的影響和穩定不移的壓力，它確立了一套隨著時間消逝人們愈加嚴格遵奉的行為規範，對社會一體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隨著帝國政治軍事力量的不斷削弱，教法的道義權威反而與日俱增，並在政局的風雨飄搖之中，維持著社會組織的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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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法的刻板生硬和教義的抽象煩瑣，促使了蘇菲派的興起。伊斯蘭教的神秘主義──蘇菲主義，以個人的主觀直覺和內心體驗來突破教法煩瑣的外在束縛，給嚴峻冷漠的形式主義禮儀注入了活生生的宗教情感，從而對群眾產生了強大的影響，社會下層的這種自發的、單獨的行動，開始是以反對奢侈時尚的禁欲苦行形式出現的，帶有明顯的鄙視社會風氣和禮儀的傾向，因此遭到了正統派的敵視和迫害。十一世紀以後，「伊斯蘭教權威」安薩里將神秘主義引入正統教義，限制了它的極端趨向。蘇菲派逐漸把大部分回教徒引向神秘主義，在伊斯蘭教內部開拓出一股自我復興源泉，使伊斯蘭教能在以後的幾個世紀裏，維持住自身的精神活力。蘇菲派的發展，湧現出大批有狂熱信仰的傳道者，投身於伊斯蘭教的傳播和深入。在十七和十八世紀，大大小小的蘇菲教團蔓延到伊斯蘭世界的每個角落，特別是地方和下層的教團，追隨回教徒商人的蹤跡，到異教徒中傳道，在他們奠定的基礎上，教法學家和教義學家才有可能進一步施加影響。主要是他們的自發努力，伊斯蘭世界在非洲大陸、印度、印尼、中亞、小亞細亞、以及西南歐不斷擴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