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聖經》和基督教的傳說，上帝為救贖人類而于西元初年派遣其子或邏各斯「道成肉身」，通過童貞女瑪利亞降世為人，取名耶穌。耶蘇在巴勒斯坦地區傳播「毀罪得救」的福音，教人「愛上帝」，「愛人如己」，並且扶危救困，行了很多奇跡，後被猶太教上層集團勾結羅馬總督彼拉多釘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后復活升天。他所揀選的使徒們信其為基督(救世主)，形成了最初的基督教會。這是宗教的說法。從歷史角度來看，基督教是在上述歷史背景下，從下層民眾構成的一些猶太教團體中「悄悄地」、「自發地」(恩格斯語)形成的，基督教產生的具體過程至今仍然很不清楚。現代多數學者根據對《死海古卷》的研究，認為由農牧民和手工業者組成的猶太教派別「艾賽尼派」中的「庫姆蘭社團」，也許是「基督教的先驅之一。」然而庫姆蘭社團也只是恩格斯提到的當時「無窮無盡的宗派」之一。我們可以肯地的只是：早期的基督教大致從這些新宗派中產生，教徒確信被釘死的耶穌就是彌賽亞，他們多是貧苦的下層民眾，集合成若干小的禮拜團體，一起講道祈禱，彼此幫助救濟。他們不滿當時的社會現實，寄希望於基督再臨，伸張正義，建立「千年王國」。早期基督教反映了當時人民對羅馬統治和社會壓迫的反抗情緒，但它並沒有實際參加，總的來說也並不特別強調積極的社會政治的革命鬥爭。基督教會從來就首先是一個宗教團體，而不是一個進行政治活動的團體，不論這種政治活動是革命的還是反動的。我們不能僅從早期基督教會的成員出自下層社會而斷言其「革命」，正如不能僅從以後基督教會的成員有出自上層者而斷言其「反動」一樣。基督教同其他宗教一樣具有「出世」的目的(否則它就不成其為宗教)，因此是否促進社會進步並不是它關切的首要目標，一般只是它的客觀效果。至於對這些作用的評價，當然要依其所維護或破壞的既定秩序是否適應當時當地生產力的發展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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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基督教沒有加深民族隔閡的繁瑣儀式，「毫無差別地對待一切民族」、「打破了猶太人基督徒的優越地位的觀念」，更主要的是，由於「基督教又通過它的創始人的犧牲，為大家渴求擺脫墮落世界獲取內心得救，獲取思想安慰，提供了人人易解的形式」，因此它很快超越了民族界限，傳播到地中海沿岸各國，在各種民族宗教歸於湮滅的同時，迅速發展為世界宗教。除了上述原因之外，基督教之所以戰勝其他宗教而傳遍地中海世界，從社會和文化背景來看，也可歸因於大一統的羅馬帝國造成的政治上的世界主義、文化上的混合主義和道德上的個人主義。關於政治上的世界主義和文化上的混合主義，我們在前面曾經提及。至於道德上的個人主義，它是隨著民主共和制度的衰落而滋生的。城邦民主制度下的公民，個人的生活同城邦(國家)密切相關，個人可較直接地影響國家政治決策，因此公德被視為第一位的東西。但在高高在上的帝國統治機構下的臣民，由於影響國家事務的希望甚為渺茫，所以他們關心的重點自然轉向了個人的私德(斯多葛主義即其哲學反映)，也自然容易被強調個人完善以獲得救贖的基督教所吸引。科瓦略夫指出：基督教裏第一次出現了新世界觀的萌芽，它帶來的新東西是被城邦及其倫理所束縛的個性的解放。這種解放帶有片面的性質：人的道德上的完善，他和上帝的關係，他個人對罪惡的責任。儘管如此，在個人解放的長期歷史過程中這卻是向前邁出的巨大的一步。他認為這是基督教勝利的原因之一。從基督教既是普世宗教，又是個人宗教的這個特徵出發，從早期基督教徒關於一切時代的、一切人的罪惡，都可以通過一個中間人的一次偉大自願犧牲而永遠贖掉的信念出發，恐怕更能全面地理解恩格斯稱基督教為「人類精神史中最革命因素之一」的原因。與其說恩格斯所稱的早期基督教的「革命性」主要指的是社會政治革命，還不如說它主要是指思想領域的革命或宗教上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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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宗教上的重大變革，不僅表現在早期基督教較為簡單易行的、破除民族界限的宗教禮儀，以及強調人人平等、實行共濟互助的教會生活中，而且表現在這些宗教行為所體現的宗教觀念，表現在基督教的經典和基本教義中。基督教雖然接受了猶太教《聖經》，把它作為基督教《聖經》的組成部分，但卻對它作出了新的解釋，認為它是上帝通過摩西所傳「律法」同以色列人訂立的「舊約」。「舊約」強調「律法」，以「公義」為本，以色列人背離約法，因而遭罪受罰。上帝又遣聖子基督降世為人，救贖在罪中受苦的全人類。通過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無辜受死，與人類訂立「新約」。「新約」強調救贖，以「慈愛」為本，人若信靠基督，必能釋罪獲救。於是基督教誕生之前定型的《舊約聖經》，遂被視為基督降世的預言，而基督教誕生之後出現的《新約聖經》，則被看作《舊約》預言的完成，成為基督教特有的經典。